“一胎”政策该调了

有专家认为：现在到了调整计划生育具体政策的时候了。越早调整越主动，越晚调整越被动。
调整迫在眉睫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所提供的信息表明，现在已经到了调整计划生育具体政策的时候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他的看法代表了国内绝大多数人口学者们的共识。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彭希哲说：“广东省的少儿比例也只有16.89%，与全国16.60%相当。我们感觉广东应该是偏高一点，广东过去一段时间的总和生育率比东部沿海地区要高一点。如果这个六普数据是真实的，那么人口政策面临非常严峻的问题，调整迫在眉睫，绝对不可以推迟了。”
“我国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达二十年之久，现在已经下滑到了1.5以下，再不调整政策，极有可能掉入‘低生育水平的陷阱’。到时候即使政府鼓励生育，生育水平也上不去，眼前活生生的例子就是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人口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助理教授蔡泳亦忧心忡忡。

很多人潜移默化地接受了 “一个孩子负担轻、独生子女就是好”的宣传和理念。
超低生育率，以教育部门的统计来看，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据教育部公报，2009年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人数15512.41万人，比2000年减少19.5%，其中2009年小学生人数比2000年减少22.61%，2009年初中人数比2000年减少13.03%。这说明出生人口在1995年之后，连续10年呈递减效应，而且下降之势越来越加剧。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友华估算，如果现在开始实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可生二孩，中国峰值人口将在2030年前抵达，峰值人口规模在14.38亿左右；从现在开始实行普遍生二孩，中国峰值人口将在2033年前抵达，峰值人口规模在14.60亿左右。两个方案均明显低于中央提出的将中国人口总量控制在15亿左右的目标。由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尚未公布详细的数据，他的这个数据只是一个粗略估算。“未来总是充满着不确定性，未来人口发展趋势预测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基础之上的。对中国人口发展趋势预测的准确性，主要取决于假设的妇女未来生育率水平与妇女未来实际生育率水平相一致的程度。因此，我们这里的人口预测与未来实际人口发展之间一定存在着差异，而且预测周期越长，误差也会越大。但有一点是比较有把握的，那就是在未来20年左右的时间内，生育政策调整后中国人口的变动趋势与大致方向是基本确定的。”陈友华说。
“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
“一放就乱”，这是我国控制人口的传统观点。但现实情况给予人口学者足够的底气否定这一观点。
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和湖北恩施有840万人，其中大部分属于农村地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试行“二胎方案”。到2000年，翼城县总和生育率1.5，酒泉1.4；恩施2005年的总和生育率1.47；承德现在只有1.6。“这些地方，没有出现过给他两孩的政策却要生三孩的现象。”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说。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在浙江绍兴的最近调研，也显示“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这一人口学公理。1980年后，绍兴的双农独女户家庭已经积存了十几万之多，这些家庭本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却放弃了第二胎生育指标，多年来，绍兴户籍人口的生育率一直稳定在1.3以下。
在陈友华看来，上述地区只相当于人口研究的“盆景”，海南、云南、青海、宁夏、新疆和西藏才具有蓝本意义。
据陈友华介绍，海南、云南、青海、宁夏、新疆，实行的也是农村二孩、部分群众甚至可以生育多孩的政策，西藏对农村藏族居民的生育数量没有明确的限制。六省区是中国的老、少、边、山地区，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最低的地区，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低，计划生育推行晚等原因，六省区总和生育率始终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然而，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它们的总和生育率也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
陈友华说：“这表明生育率有其自身发展变化的规律，并不完全取决于生育政策的具体规定。超生与放弃生育权利现象并存，表明群众的生育数量可以低于、等于或者高于政策规定。以往常把目光聚焦于超生，并形成如下思维逻辑：政策允许生育一孩，群众就会生育二孩，政策允许生育二孩，群众就会生育三孩……这种思维逻辑与现实严重不符。应该注意到：虽然政策允许生育两孩，但部分群众仅生育一个孩子，甚至一个孩子都不生。包括六省区在内的全国所有省份不仅都出现放弃生育权利现象，且呈不断蔓延之势，以至于部分省份超生人数少于放弃生育权利人数，实际生育率低于政策生育率。”

六省区生育率与全国平均水平之间的差距呈现出“由分化而后趋同”的特征，说明政策性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逐渐衰弱，而社会经济发展对生育率的影响力正逐渐增强；自1995年以后，六省区的总和生育率也逐渐低于更替水平。
方案一：普遍生育二孩
“普遍生育二孩”是人口学者的一个主流观点，支持者众多，包括曾经坚持“一胎化”政策的部分学者，比如独生子女政策的副总设计师田雪原。
“现在有一种很危险的思维模式——生一个孩子是正常的，生两个孩子就提高了生育率。这完全是一个悲剧。因为生两个孩子，从长远来讲，人口是不会增长的。除了我们国家，没有哪个国家认为生一个孩子是正常的。”布鲁金斯研究员、清华大学布鲁金斯中心主任王丰说。
一般人认为，普遍生育二孩有可能造成短期出生人口堆积。对此，上海社科院教授梁中堂颇不以为然：“其实翼城县的老百姓也不是按照我的想法去做，老百姓是按照实际生活去做的，经济状况到了可以结婚时就结婚，到了可以生育时就生育，到了可以再生育时就再生育。”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就中国农村的现实情况上书中央，为山西翼城争取到1985年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两孩”的政策。
王丰指出，如果政策调整，可能短时间内一些想生第二个孩子的，出于生理原因会抓紧时间生，但从长远来讲，中国的生育率也很难提上去，因为还有很大的结构性的因素，比如说住房、就业、教育，还有年轻人自己生活方式等一系列影响，所以跟全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从长远来讲，中国低生育率的挑战，是一个长时间的挑战。“生育两个孩子，应该成为社会主导的价值取向。”穆光宗从2004年起就关注独生子女家庭的高风险问题，“目前我们所观察到的‘超低生育率’，不仅是一个持续多年的事实，而且是一种全新的生育文化现象。很多人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一个孩子负担轻、独生子女就是好’的宣传和理念。生育客观上有一个战略机遇期，错过了就永远错过。随着岁月的流逝，一批又一批育龄妇女自觉或者无奈地空耗了青春年华，失去了最佳生育的黄金年龄段。即使给她们机会，她们中的大部分不会，也不能生了。人口安全的本质含义是国家的发展需要对年轻人口进行一定的战略储备，家庭也不例外，而适度、优化的生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可靠路径。在目前严峻的人口形势下，理想的选择是公民自主负责生育和国家鼓励优化生育的结合，城乡通开二胎只是一个出发点，实际上80后、90后的意愿生育率在高抚养成本的压力下达到很低的水平，仅仅放开二胎也不可能使生育率在总体上有大的回升。”
“既然连中国最为贫穷落后的六省区都实现了低生育水平，表明较为宽松的生育政策也能实现低生育率。无论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条件还是计划生育工作基础都要明显好于这六省区的中国其他地区，推行较为宽松的二孩政策更不会出现人们所担心的高生育率与人口数量失控问题。二孩政策在中国所有地区推广的条件早已成熟。”陈友华说。
据陈友华粗略估算，由现行生育政策调整为每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在生育政策调整后的最初3-5年时间内，由于以往积存的年龄较长的独生子女夫妇突然间获得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权利，部分夫妇便会选择在较短时间内集中生育，从而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生育率回升。但当以往积存的年龄较长的独生子女夫妇再生育过后，生育率又将趋于正常。在正常年份，生育率因此而提高的幅度不会超过0.40，总和生育率将维持在1.8左右，出生率维持在14‰左右。与现行生育政策相比，二孩政策的推行，在政策性出生堆积过后的正常年份的出生率因此而提高的幅度在2个千分点左右。中国目前平均预期寿命水平下的适度出生率在13‰-14‰左右，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后的出生率刚好与适度出生率非常接近，同时，与中央提出的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目标非常接近。
生育政策调整后前3-5年内，人口增加将较为明显，但当以往积存的年龄较长的独生子女夫妇的再生育过后，每年新增加的出生人数在300万左右。
从现在开始普遍生二孩，生育政策调整后的中国峰值人口将在2033年前后抵达，峰值人口规模在14.60亿左右，明显低于中央提出的将中国人口总量控制在15亿左右的目标。
方案二：稳妥推进
鉴于在现实中所遇到的阻力，部分学者由力推普遍二孩转向稳妥推进方案。“我们谈生育政策调整已经谈了十几年，空谈误国，不能再贻误战机！”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为避免政策调整导致新的生育高峰与人口失控，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曾毅提出了“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也就是城乡妇女间隔4—5年，或年满28岁，都可以自愿选择生二孩。他现在坚持的这个方案，于2004年年底首次提出。
依据实际数据与人口学原理，曾毅假定在二孩晚育软着陆后，2012－2030年的城乡合一妇女平均终身生育数为2.0左右，并假定一、二孩平均生育年龄每年分别增加0.05岁与0.1岁，那么这18年间每一年的一、二孩时期实际总和生育率分别比妇女一、二孩终生生育子女数下降5%与10%。最终，2012—2030年城乡合一时期实际总和生育率为1.89与1.83。与此同时这一方案又满足了城乡所有希望生二孩夫妇的愿望。
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下，我国人口总数最多在2038年达到14.8亿峰值，然后平缓下降。“这一估测是现实可行，并留有余地的。”曾毅说。
二孩晚育软着陆政策方案下，我国2030与2050年总人口将比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多出5.6%与15.5%。
曾毅指出，作为政策放宽目标人群的27-30岁二孩生育年龄妇女人数在2008－2013年间处于低谷，2011-2015年间仍然较低，然后攀升，到2018-2019年达到峰值。我国已错过3年生育政策调整的最好时机，还有五年启动生育政策调整平稳过渡的较好时机。如果等五至十年以后再启动，则将与二孩生育年龄妇女人数高峰撞车，并将累积更多只生过一孩的育龄妇女，极不利于平稳过渡。
“当前生育政策平稳调整造成的出生数增加有利于拉动内需，扩大就业。新增婴儿在20年后进入劳动年龄时，正值‘人口负债’期，不但不会增加就业压力，而且将大大减轻劳力资源萎缩与人口老化的压力。如果等到5年、10年、20年后再去调整生育政策，新增婴孩在2030年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是需要抚养的少年儿童，与那时的老年人口比例迅增，及劳动力资源快速萎缩叠加在一起，可谓雪上加霜，悔之晚矣！”曾毅说。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指出“稳妥推进、分类指导”已是学界达成的共识。“31个省份的差异很大，既有欧洲的也有非洲的人口模式，上海的生育率是全世界最低的，但西部地区的生育率却在更替水平以上，不可一刀切。可能需要不同省份自己搞，一定要分类指导。稳妥推进，即视不同区域的人口情况而制定相应的生育政策，尽量规避政策调整以后产生的不利后果。”
在稳妥推进方面，陈友华提出了“四步走”的方案：第一步，从现在起到2014年普遍允许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同时允许再婚夫妇可以无条件至少生育一个属于该对夫妇的孩子；第二步，从2015年开始至2019年普遍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第三步，从2020年开始至2024年对夫妇生育孩子数量不加任何限制；第四步，从2025年开始鼓励生育。“以目前中国妇女生育率变动趋势看，中国生育政策调整四步走方案可能还要进一步加快，极可能在2020年前中国就应该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他说。
由于详细数据的缺乏，陈友华无法对此方案的未来人口前景进行较准确的估算。
方案三：单独政策
目前，计生委声称准备在五个省份试行单独政策。因此，单独政策成为最主要的生育调整政策。
据陈友华估算，由现行生育政策调整为单独政策，在最初3-5年时间内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生育率回升。但当以往积存的年龄较长的独生子女夫妇再生育过后，因生育政策调整每年新增出生人数将不足200万人，生育率又将趋于正常，生育率因政策调整而提高的幅度不足0.20，总和生育率不超过1.7，出生率因此而提高的幅度在1个多千分点，与中央提出的适度低生育水平之间的差距缩小。中国峰值人口将在2030年前抵达，峰值人口规模在14.38亿左右，明显低于中央提出的将中国人口总量控制在15亿左右的目标。
然而，彭希哲却认为此方案不会有明显效果。他指出，这个方案想要调整的对象是夫妻双方或一方是独生子女的人群。这个人群，政策再调也不会生。但现在想生的是35-40岁，甚至更大一点，正在接近生育周期晚期的妇女。计生委的政策调整是把这批人排除在外，而调整的目标指向的是现在不愿意生孩子的那一批人，可能会产生两个结果：一是这个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的生育率反弹非常有限，二是原来的生育政策和老百姓生育意愿之间的矛盾仍然没有解决。
耐人寻味的是，试行方案“光打雷不下雨”。多位人口学者向南方周末记者指出，此方案搞了两年多，连哪5个先行省份都没有确定，更没有任何测算。
陈友华指出，各种测算结果表明，因生育政策的调整，在未来几年过渡期内出生堆积现象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严重与可怕，完全在可承受范围之内。随着时间的推移，所累积的独生子女将越来越多。生育政策越早调整，出生堆积也越小，生育政策越晚调整，出生堆积也越严重。因此，生育政策调整是越早调整越主动，越晚调整越被动。“生育政策调整意义重大，独生子女高风险家庭因此而减少，两孩低风险家庭相应增加，降低了独生子女政策所带来的社会系统性风险。对于减缓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避免未来劳动力与总人口数量的急剧减少、促使出生性别比在高位的回落、增强中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后劲等均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因生育政策调整而出现的政策性补偿生育，与在正常情况下因政策放宽而增加的出生人数两者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说因生育政策放宽而出现一定程度的出生堆积是无法避免的。”他说。
现行“一胎化”生育政策源于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这封信曾明确表示，“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胡鞍钢指出，将基本国策等同于“一胎化”政策是一种错误，增长、减少或维持人口稳定都是计划生育。针对“一胎化”期限已过，他说：“我们的决策者，要有这个意识，要有这个记忆，要兑现历史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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